本世纪50年代初，我投身报业，在新闻日报担任《人民广场》副刊编辑。到1997年5月，在解放日报《朝花》副刊的编辑岗位上退休回家。其间40余年的甜酸苦辣的前尘往事，不堪一一细说。然而我参加新闻工作，以副刊编辑始，以副刊编辑终，真可以说与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副刊需要众多作家、艺术家、学者、名流的支持。副刊编辑的主要职责之一，就是竭诚为他们服务，把他们的好稿组织到版面上来。50年代中期，“双百”方针贯彻时，我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副刊编辑，勤于走访，开始拜识巴金、靳以、傅雷、以群、罗荪、唐?、周瘦鹃、张恨水、魏金枝、熊佛西、梅兰芳、吴湖帆、刘海粟等一大批名家，虽然接触时间不长，但得益非浅，受惠无穷。80年代以后，我与当代作家联系较多，时间也较长，虽然谈不上有什么深交，但毕竟通过稿件这一媒介与他们建立起感情，掌握到他们的某些个性和特点。现把点滴回忆记述于后，以供副刊编辑们参考。
钱钟书先生淡泊名利，世所共知。他不喜欢别人宣传他，称赞他；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贪财，而是对有些正当的收入，应得的报酬也淡然处之，甚至坚拒不纳。
90年代初，我怀着孺慕之情，与他通信联系，恳求他惠赐稿件，但惜墨如金的钱先生一直未肯应允。后来经再三祈求，终于感动“上帝”，他寄来一首手录的旧体诗《陈百庸属题出峡诗画册》，使我欣喜若狂，并刊于1990年5月8日解放日报《朝花》副刊上。按理说，钱先生以诗稿手迹见赐，已是莫大的面子，报社奉上稿酬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谁知他在信中言明：“万弗寄酬，跋涉赴邮局，拙诗不值得也。”我想，钱先生高龄，身体又不好，去一次邮局领取微薄的稿费也费时费劲，于是想送他一盒高级印泥以抵稿酬之数。但钱先生回信又说：“稿费万不敢领。印泥敝处已有四盒，更请勿费心费事，戋戋之数，即以充贵社福利基金已尾数，何如？此纸可充弟收据之用也。”最后，我只得买了一方冻石，请钱君?先生刻了一方“钱钟书”三字的印章，亲自赴京送给钱先生，才蒙钱先生哂纳。从这件小事中，可以看出钱先生确是“姓钱不爱钱”到极点了。
稿费是撰稿人的劳动所得，也是衡量稿件质量的一把标尺。所以有些作家对稿费比较重视，比较计较。有些作家还认为，稿费偏低，不是为了几个钱，而是说明报社不重视他的精神劳动，不承认他的社会地位，缺乏品牌意识，因而副刊编辑应当慎重对待作者的稿费问题。但像钱钟书先生那样一再拒收稿费，却是极罕见的。
萧乾先生早年从事新闻工作，先后主编过天津、上海、香港三地的大公报《文艺》副刊达七年之久，所以他经常自称为“文学保姆”，还在解放日报《朝花》副刊发表长文，畅谈七年编辑文艺副刊的甘苦。萧老认为：“编报纸副刊基本上是个服务性行业，正如这种行业所要求的，必须亲切和蔼，有眼力劲儿，手脚麻利，还得笃实可靠”，其服务范围，包括组稿、编稿、改稿、发排、校对、通读清样，同作者读者联系，以及奉寄报纸和稿酬等等。其中最重要的是“勤于写信”，这是他身体力行长期保持的一条主要经验。
我与他在90年代初相识。此后六七年中，他给我写来的信有三十余封之多。每次我写信给他，没几天就可以收到他的回信，真是做到有信必复。但字迹潦草，几难辨认，盖萧老勤奋过人，高强度工作，而平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极讲究效率和速度，所有信件都是在百忙中仓促写成的，他给我的一封最短的信，只有二十几个字，很像一份电报。但有信总比没信好，所以我们之间始终是气息相通的，从来没有隔阂之感。现在萧老也溘然逝世了，前辈风范，令人缅怀不已。
1994年春，我去北京组稿。市场报副刊编辑、青年作家伍立杨来访，谈及作家个性和编辑甘苦。他告诉我：张中行先生的稿子一字不能改动，连标点符号也锱铢必较。我当时未予重视，唯唯而已。后来，张老先生寄来稿件，果然发现上端有“请勿删改”的附语，又在信中强调说：“此稿如尚可用，以不删削为幸！”可见先生对删改问题之重视程度，当然，先生的文章字斟句酌，一笔不苟，是毋劳编辑改动的。但是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”。有一次，他在一篇短文中，把“荧屏”写成“萤屏”，这显然是他的笔误，由于我过于信赖他，竟未发觉。幸亏他及时来信订正，才没有把这一错字成为漏网之鱼见诸报端。
要求编辑不删改，说明作者对自己的稿件充满自信，有“文责自负”之概，这当然是好事情。但有些作家，如周而复、于伶、荒煤等，却又非常尊重编辑的劳动，以致来信殷殷嘱咐：“文章长了一点，反正你们编辑有经验，可稍加删减”；“写得仓促，文字有不当之处，请加斧正”。这种谦虚态度，又不得不使我慎重对待，费时费劲一字一句地认真处理。我记得有一次某老作家在文章中引用清代诗人赵翼的名句：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也许他记错了，竟把“数百年”写成“数十年”，我就断然把它改正。文章刊出后，老作家来信承认自己有误笔，并对我表示感谢，从而说明编辑审稿，作为一道工序，还是有作用的，是必不可少的。
周作人在抗战期间投敌出任伪职，是他一生中无法洗刷的一大污点。但谁能想到，在50年代中期，在“双百”方针的催发下各报纷纷恢复传统副刊之时，他居然又红火了一阵子。据说，最初是人民日报副刊，经胡乔木同意，约周作人写稿。接着，各大报闻讯也趋之若鹜，使周作人文章成为副刊的大热门。不过，文章都署“遐寿”、“启明”、“十堂”等笔名，一般读者是不了解的。当时，我在新闻日报编《人民广场》副刊，正苦于无缘结识周作人。有一天，邓云乡兄偶然说起：周作人是他的老师，至今还有书信往来，我一听高兴极了，就请邓云乡兄代为约稿。果然，不多久，周作人寄来两篇署名“长年”的随笔短文，其中一篇的题目是“节气与阴历”，主要观点认为：阴历根据月亮圆缺计算，而二十四节气是说气候的冷暖，应与太阳日照有关，因此应以《二十四节气农事歌》中所说：“公历节气真好算，一月两节不改变，上半年来五、廿一，下半年来七、廿三”来推算阳历节气，最为简便。这个意见是很符合科学原理的。
这两篇文章都在1957年8月份刊诸报端。我寄去报纸，汇上稿费，周作人来信表示感谢。但后来发现，早在1957年3月7日，周作人以“农历与渔历”为题，曾在工人日报刊登过内容基本相同，文字略有出入的文章。到1963年9月，他又在香港新晚报上写了一篇文字稍稍改动的《农历与渔历》，足见他以同一内容，几经修改，分作三次发表，或者说，是一稿三投，蒙了包括我在内的好多读者和副刊编辑。
谁都知道，一稿多投，是撰稿者的大忌。过去出版单位发现有此情况就要扣发稿费，甚至要公开批评。但在改革开放以后，这一禁令已逐渐松弛，据我所知，有些老作家的有些稿件，都事先言明，此稿同时寄给台、港报纸，望大陆报纸谅解。盖老作家年事已高，作品的产量有限，为了增加他们的经济收益及应付各方面的索稿，他们一稿多投，得到副刊编辑们的认可和谅解。现在，一稿多投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了。
（摘自1999年8月26日《文学报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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